“人生识字忧患始。”唯其如此，佛家不主文字，道家绝弃圣智，这人世间才每每有三不朽之类的生存空间：立德、立功、立言……看了包崇肖先生的《著书不立说》和张诚先生的《“一本书主义”》（2月28日、3月28日《中华读书报》），举双手服膺之际，突生庸人之忧：“一本书主义”作为一剂强心针是不是彻底？其实治标得治本，欲成就学术公器，愚以为，倒应当提倡“一篇文主义”。
学者的意义在于知识更在于思想。知识不难批量生产而思想砥砺非一日之寒。举凡虽谈不上“后不见来者”、至少是“前不见古人”的真正学术精华，往往经由局部立论一回回地筛选，一次次地提炼，而整体克尽“阐释之循环”。以独著论：《管锥编》起三十年风华吐纳，动用五麻袋笔记缀文成章，“合抱之木，分之无穷”，成为蒸不烂、煮不熟的超时空巨构。放到当今会写书不会写文章也能从容突围的学术评估实际体制下考察，钱先生哪算得著作等身！可他的去世“标志一代学人的终止”（王元化教授语），也是尴尬的事实。谓予不服，以合著论：《中西比较诗学体系》提出了颇具诱惑力的课题，但看范畴比较的头一篇论文便狐疑不已，叶燮的胸襟说和容格的原型说在多大程度上能被撮合到一起姑且不论，只王一川教授这关键性的话就极违背逻辑———“我们如果把叶燮文中的‘胸襟’一词换作‘原始意象’，就会见出它们是多么一致。”———问题难道不正在于能否“换”吗，求证的目的兜个圈子咋被偷换成了论证的前提（循环论证）？
当然，事物均是相对的。如果说合著因了分工欠妥、协调不周而难免大醇小疵、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你更要警惕身边某些甚至光环笼罩下的个体拳头产品。其表面子曰诗云，旁征博引，一旦穷形极相则可能是“膨化型”：做一篇论文绰绰有余的观点偏稀释作一本书，犹如足水豆芽，多属讲稿速成；“獭祭型”：为职称谋成果表上专著X部、论文若干，实则前者清一色后者的排列组合再出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浪费纸张，瞒心昧己……遑论心力从“一篇文”到“一本书”的惨淡嬗变？不返回治学原点不足以开风气之先！
